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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发飙骂人的派出所所长 得到朋友圈的一致好评

新闻 2018-08-03 22: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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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共推出了七条措施,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国七条”就是一场及时雨,并且是一场可以定向播散的及时雨,在浇灌实体经济的同时也会缓解资本市场流动性窘困之渴。


“国七条”的内容都很具体、实在,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或解读。比如各界比较喜欢的下半年定向降准会有几次之类的预测,更没必要做。因为本次会议已经明确提出,“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也就是说,只要实体经济有需要,定向降准就可以随时实施。


笔者注意到,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除了这七条措施之外,前面的总体要求释放的信息更为重要。


首先是“要求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


对这个要求,“国七条”中有解释和定位: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这样的定位即是对此前政策的延续,也有在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同时杜绝了市场上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普遍降准等。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更大幅度地减税和发债,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则是要搞精准“滴灌”,以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强调要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措施。这意味着今后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的重点是抓好今年三次定向降准等政策的落实工作,新的措施是否出台可能要到第四季度才能明了。


其次是“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应对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现在的国际经贸环境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财政金融政策不适时做出改变就会在解决国际经贸争端中处于劣势地位。同时,国内经济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财政金融政策有必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为解决国际经贸争端提供支持,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油护航。


第三是“财政金融政策要协同发力,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更有力服务宏观大局”。


现在强调财政金融要协同发力,恐怕与此前央行与财政部官员之间的争论有关。财政与金融就好比是火车运行需要的两条铁轨。这两条铁轨如果粗细不均,那么代表实体经济的火车怎么能稳健快速的运行呢?因此,这项要求对当前的财政金融部门是及时且有针对性的,一加一一定要收到大于二的效果。


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金融政策要成为承载实体经济运行的两条铁轨,一方面要减轻企业的税负,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让企业轻装前进,另一方面则是要为经济发展薄弱、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提供流动性支持。如此,才能进一步夯实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实体经济得到发展,A股市场也就有了强支撑。“一行两会”日前发布的资管新规细则体现了监管层对市场的呵护,强调“监管经”与“发展经”并念,协调配合、步调一致则是金融监管部门带给市场的全新感受。在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市场监管理念下,A股市场必然会恢复其经济晴雨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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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兼职副书记的选拔也有一定标准。

人民法院是我国唯一的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如何有效保障人民法院及其法官能够独立审判,准确行使审判权,防止审判权的扩张和滥用,是对审判程序进行改革时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此次对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程序,包括一审、二审和死刑复核程序的修改应在哪些方面进行补充完善,以更好地体现法律的公正与尊严,《法制日报》记者就此专门邀请相关刑诉法专家谈了他们的看法。


一审案件证人应当出庭


“刑诉法修改应强化证人出庭作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刑诉法中可规定允许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宣读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如果证据内容遭到对方实质性质疑,则相关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人员必须出庭回答、解释,接受各方质询,否则,其在庭前庭外提供的言词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洪道德建议。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永生分析说,我国目前很少有证人出庭作证。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只是对公安机关移送的证言进行宣读,这样是不合理的。司法活动的特点是采用言词的方式,由知道案情的人亲自到庭陈述,交叉质证,然后辩论,最后作出裁判。


“我国法庭审判主要是提供书面证言,相对人无法询问,致使我国现阶段的审判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证据的功能。”陈永生说,在法庭审判时,如果证人亲自出庭,当其所述有虚假的内容时,相对方可通过一些询问,甚至采用一定的询问技巧,比如归谬法来暴露出证言当中的虚假或不实之处。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玫也主张在刑诉法中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建议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写入刑诉法,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的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证人不出庭的问题。”刘玫说。


此外,刘玫还建议,在一审程序中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将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公诉案件的程序(通常所称的简化审程序)与现行法典中的简易程序合并,统一规定为简易程序。


“近年来的司法解释中已经规定了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这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在此次修改刑诉法时我建议将司法解释上升到刑诉法的规定。”陈永生补充说。


二审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这被称为二审的全面审查原则。


“二审法院应严格遵守诉审分离要求,对一审判决、裁定及审判活动的监督不能是全面的,应当受到上诉、抗诉的限制,更不能超出上诉、抗诉的请求范围去纠正所谓的一审裁判的错误。”洪道德说。


刘玫也建议在修改刑诉法二审程序时,应修改其审判原则,规范发回重审的条件和次数。


此外,陈永生建议,要强化二审的开庭审理。


“虽然我国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了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在司法实践中,除死刑案件外(最高法规定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其他案件通常是不开庭审理的,看看材料就作出裁定了,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没有发挥二审应有的对一审的监督功能。”陈永生分析。


死刑复核强化言词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可以说是死刑复核程序一个较大的进步。”陈永生说,但目前主要只是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查,而在书面材料中很难发现问题,因此就很难发挥纠正一审、二审法院错误的功能。


“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强化言词审理,比如,应当在复核过程中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听取其辩护律师的意见,必要的时候对一些关键的证人或证据,召集控辩双方、召集一审、二审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进行当庭质证辩论,提高死刑复核程序发现案件问题的能力。”陈永生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死刑复核程序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死刑案件多增加一道把关,而是为了将死刑最后决定权集中于最高审判机关。就此目的而言,死刑复核程序从整体架构上讲是非常科学的,没必要也不能进行所谓的重大改革。”洪道德说。


“死刑复核程序需要调整和改革的是最高法审查核准的模式,被告人对死刑判决坚持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最高法应当开庭审理;被告人认为死刑过重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最高法应当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和辩论,被告人服判的,则进行书面审查。”洪道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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